2020年冬夜，山东淄博一家小饭店内，老板娘张女士的人生因一场无妄之灾被彻底改写。醉酒顾客刘某因琐事暴怒，三次挥拳将瘦弱的张女士打倒在地。情急之下，张女士抓起啤酒瓶反击，冲突不到一分钟，双方均受轻微伤。然而，警方却以“互殴”为由，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：刘某拘留6日，张女士罚款200元并拘留5日。这一纸处罚，不仅让张女士背负“违法者”的污名，更助长了刘某的嚣张气焰——他竟事后索赔4万元。张女士的四年维权路，从一审、二审到抗诉再审，最终在2024年由山东省高院改判为正当防卫。这场“小案”背后，折射的却是司法实践中“互殴”定性泛滥的积弊——法律若对正当防卫权吝于承认，便是变相纵容不法，践踏社会正气。  

 “互殴”泛化：法律向不法的荒谬妥协  

淄博饭店张女士案并非孤例。现实中，执法者常以“双方动手”为由机械定性互殴，却忽视了一个根本问题：谁是不法侵害的发起者？谁的行为具有防卫必要性？公安机关在张女士案中认定其“用啤酒瓶致人轻微伤”构成违法，却选择性无视刘某酒后寻衅、连续攻击的恶行。这种“和稀泥”式执法，本质上是将受害者与施暴者等量齐观，用检察官杨刚的话说：“难道要受害者任人打骂，直到警察到场？”  

更荒谬的是，此类判决往往苛求受害者在紧急状态下作出“教科书式理性反应”。正如刑法学者指出，若法律要求防卫人在强弱悬殊时精确控制反击力度，无异于剥夺其自卫权。张女士面对身高体壮的醉酒者，随手抓起酒瓶反击，何错之有？若连这种本能自卫都被定罪，法律岂非成了“施暴者的护身符”？  

 公平失衡：谁伤谁有理，谁弱谁吃亏  

“互殴”定性的另一恶果，是催生“谁能闹谁有理”的畸形逻辑。刘某之所以敢索赔4万元，正是吃准了司法实践中“谁伤谁占优”的潜规则。公安机关对伤情的过度关注，掩盖了案件本质——正当防卫的核心是“正对不正”，而非伤害结果的对等。最高检公安部2020年《指导意见》明确强调：防卫限度应结合侵害紧迫性判断，不能事后苛责。然而，基层执法仍惯用“轻微伤=违法”的粗暴公式，致使张女士这类弱势方沦为“法律公平”的牺牲品。   

更可悲的是，这种不公将消解公众对法治的信任。张女士一审败诉后坦言：“以后遇到殴打，要么忍，要么跑。”当法律无法为无辜者撑腰，反而变相要求公民“打不还手”，社会正气何以存续？正如淄博检察官所言：“法律若不能回应民众最朴素的正义期待，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。”   

 破局之道：以“法不向不法让步”重塑司法理念  

张女士案的改判，为纠偏“互殴”泛化提供了范本。检察机关抗诉时直指要害：刘某的伤痕可能源于倒地撞击暖气片，而非酒瓶反击。这一细节揭露了执法者“重结果轻过程”的惰性思维。值得欣慰的是，2024年《治安管理处罚法（修订草）》拟新增正当防卫条款，明确要求执法者“避免简单定性互殴”。立法进步之外，更需司法者践行三项原则： 

1. 情境还原：站在防卫人立场判断紧迫性。如张女士案中，法院最终采纳了“普通人在紧急状态下的合理反应”标准。  

2. 意图甄别：严格区分“互殴故意”与“防卫意图”。最高法强调，因琐事争执中一方先动手且手段过激时，另一方的还击应优先认定防卫。  

3. 结果脱钩：摒弃“唯伤情论”。正当防卫的合法性不取决于是否造成伤害，而在于是否必要。  

 结语：法律的温度，在于守护“以正对不正”的勇气，张女士案尘埃落定后，她的小饭店重归平静。但此案的意义远超个体正义——它像一面镜子，照见了中国法治从“息事宁人”迈向“捍卫正气”的艰难转型。古罗马法谚有云：“人民的福祉是最高的法律。”当一名饭店老板娘能在遭受不公时坚信法律并最终胜诉，当一名孩子能从母亲身上学到“反抗暴力的勇气”，这才是“正当防卫”制度最深刻的社会意义。  

法律的真谛，不在于惩罚的严苛，而在于能否让无辜者免于恐惧，让施暴者不敢妄为。唯有坚守“法不向不法让步”的底线，才能让每一个“张女士”都敢在受欺时挺直腰杆，让全社会相信：还手不是罪，正义不妥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