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: 刘长风

H先生在荆州，他的外婆在贵州。

H先生被关押在荆州看守所，他的外婆在贵州的大山里。

H先生的外婆以种菜、卖菜为生，现在，她不仅要养活自己，还要给外孙支付律师费。

H先生是外婆带大的。很小的时候，H先生的妈妈因故去世，他的爸爸再娶，重组了家庭。

因为一个人的离世，两个家庭便缺少了纽带，H先生和外婆一起生活。会见中，H先生并没有抱怨他的爸爸，只是说他是外婆带大的。

记得H先生的外婆是在8月初找到我们的，此时，距他被刑事拘留不到10天，同行者还有他的爸爸，是他的爸爸驾车把老人带到了荆州。

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，有权为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委托律师辩护的，只有夫、妻、父、母、子、女、同胞兄弟姊妹（俗称“上下左右”）。H先生的爸爸是，但他的外婆不是。但我能明显观察到，H先生对儿子并不“上心”，更焦虑的反而是他的外婆。这让我们有点奇怪。

H先生的外婆委托我们团队律师（彭德江律师刑事辩护团队）会见，我们给了一个最低价，H先生的爸爸连说“不找律师了”，话里话外，我们感觉是更疼钱。

跟他们讲律师首次会见的意义，他们可能听不懂。考虑他们与H先生的亲属关系，我们差不多准备放弃了。

外婆对前女婿的态度很生气。她掏出一沓钱，数来数去，还差一点。她正要数零钱时，我们连忙阻止她，最后少收了500元。

一旁，H先生的爸爸无动于衷。

会见了解了案情，知道了一些辩护要点，H先生对团队律师也很满意，决定委托我们为他辩护，并在委托书上签了字。

外婆很想为H先生支付委托费，但她年龄大了，不会微信、支付宝和银行卡，而且此时手头没有现金。所以，委托合同是签了，但钱没有付。

想想这两家人的关系，我们没把合同当回事。果然，过了两天，H先生的爸爸打来电话，说没有能力支付委托费，合同解除。

又过了一天，H先生的外婆给我们打来了电话，说她给外孙支付委托费。

外婆操着浓重的贵州口音，我们的交流很困难。更困难的，是付款的问题。

H先生的外婆住在山区，离集镇有几公里，她得先到银行存钱再转账。她毕竟是一位七旬老人，对转账的事有点担心，便求助她的一位在镇上工作的亲戚。

这位亲戚核验了律师身份，账户是对公账户，有律所的名称，这才付了将近一半委托费用。这个周折，花了差不多三四天时间。

H先生的外婆到荆州来过，她对我们律师身份并不怀疑。相反，那些天里，她数次给我们打电话，说明她的难处和她未能转账的原因。之所以如此焦急，我想无外乎是她对外孙的担心。在她眼中，“救人”十万火急，一刻不能耽误。

转眼3个月过去了，到了付清尾款的时间。我们试着给H先生的外婆打了个电话，她说她记得这个时间，她正在筹款。我预计着，这次付款会拖很长一段时间。

昨天晚上，辩护律师传话给我，说老人只差3000元，等她一个周，钱一拿到就付款。我想，冲着老人的诚信，我们当然会应允。

哪料老人比我们更心急，今天上午，她通过他人微信给我们付清了余款。想想，这逾期的两天里，老人一定很焦虑，她怕她的“不诚信”导致律师不尽心尽力。

H先生和外婆肯定有很多感人的故事，只不过我们一时无从知晓。从我们的交往中，我能感受到一位老人对孙子绵绵的爱意。刑事诉讼法意义上“近亲属”是基于血缘关系的定义，但是，从H先生与父亲、外婆的关系来看，又何尝不能跨越“近亲属”的范畴呢？

常常记起8月初我看到的这位老人。她的每根手指老茧丛生，像一座座隆起的小山包。我能想见，她一年四季起早贪黑地种菜、卖菜，经历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磨难和痛苦。

记得律师协会一位领导告诫新晋执业律师的一句话：律师虽不能普渡众生，但一定要有同理心、菩萨心，心怀苍生，悲天悯人，遵从这样的道德标准，就能严格自律，防范风险。这很好地诠释了律师执业过程中关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。

H先生的外婆年纪大了，她不在我们的微信联络群中，加之交流存在障碍，关于案件进展和家事方面的消息，我们不是每次都告诉她。

按照我们先前的约定，由她委托的亲友向她转告。对老人而言，她听不懂我们要讲的事情，只有担心与期待。

我们能想到的是，远在千里之外的贵州大山里，有一位发如枯草的老人，常常日思夜盼，以泪洗面。

传统观念中，爷爷奶奶比外公外婆更亲。如果说奶奶带孙子是出于传统思想和道德的约束，不得已为之；亦或者是觉得孩子是家里的香火，所以要帮忙照顾，那么，外婆带外孙则单纯出于心疼和爱了！

爱外孙，实际上是在爱女儿。女儿离世后，亲情的纽带被剪断，外婆与外孙变生疏乃情理之中，但H先生的外婆非但没有如此，反而更爱外孙。这更让我觉得难能可贵。

老人说：“不知道外孙会判多久，不知道能不能等到外孙出来的那一天？”她酸楚、悲凉的疑问敲打着灵魂，让我们不知如何安慰。

她的慈祥和善良，让人动容，让人心疼。

她的诚信和用心，让我们没有理由辜负。

我想，即便是为了老人，我们也当尽力尽智。努力吧！

来源：湖北楚韵律师事务所